2019-02-18 17:24:24来源:瞭望
◆ 一些学校校长忙于整理文件和“陪会”,非教学任务成为教师的工作重点,形式主义正在折腾中小学
◆ 一些部门将学校纳入业务管辖范围,把学校视作搞形式主义、捞取政绩的工具,学校被迫“扎扎实实走过场,认认真真干虚活”
◆ 完善考核评价体系,根除形式主义,真正为学校减负,把时间还给教师
一些学校校长忙于整理文件和“陪会”、一年开展多达十几次“小手拉大手”、家长被要求“手机APP刷量”和“微信刷票”、教师“包户扶贫”……近日,《瞭望》新闻周刊记者在安徽一些地方走访了解到,当前形式主义、官僚主义“走出机关”向中小学校园蔓延,形成文山会海沉重负担。
据了解,这些事务多来自一些党政机关的“转包”“指派”“考核”,有的还涉嫌弄虚作假。这导致一些师生乃至家长承担了大量本职外的事务,分散时间精力,影响正常的教学求学。
多位受访指出,形式主义不根除,就很难真正“把时间还给教师”。建议建立教育行政部门权力清单,取消和叫停不必要、不合理的填表、考评;深入推进教育管办评分离改革,落实和扩大学校自主权。
一学期500G硬盘装了啥
“近年来学校收到的各类文件越来越多,比如去年仅从县教育局发来的文件就超过1000份。其中不少与学校工作基本无关,比如招商引资、劳动就业、市场打假的文件也转过来,要求遵照执行。”安徽某县一位公立小学校长说,县教育局这样做是为了应对上级检查,却让学校陷入了“文山”之中。
更让他头疼的是开会多。“准确地说是‘陪会’。算算我每年参加的会议,不止一百场,高峰时一周开四天半会,但最多三分之一的会议与学校有关。比如,安全生产工作会、殡葬改革推进会、村容村貌整治会,听了一上午没提到一次‘教育’‘学校’。”该校长说,这些会来自县教育局各个股室和乡镇党委政府,很多会议还强调校长必须参加,开会、闭会都要签到。
《瞭望》新闻周刊记者采访发现,这位校长反映的情况具有普遍性。安徽某县一所公立初级中学共有40个班,近2000名学生,管理人员和教师130人。据该校团委书记兼班主任介绍,去年学校买了一台硬盘容量1000G的文件服务器,本以为能用很长时间,结果一学期就用掉了500多个G。
“仔细检查后发现,里面没有多少教学类文件,大多是校领导班子、教研组、班主任为应对上级检查,‘留痕’而产生的各类文件资料。”这名团委书记说,现在许多考核、检查都重资料轻实效,自己整理文件资料的时间甚至比上课都多。
武汉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吕德文说,有时某些政策需要见效期,督查考核的实际作用可能并不大,但层层指令、自上而下需要交代,就会出现政策考核形式大于政策实质内涵的情况,最终过度“留痕”。
手机APP“一张A4纸都记不完”
让安徽某县公立小学校长头疼的,还有越来越多的“小手拉大手”活动。“小手拉大手,共创文明城”“小手拉大手,创卫一起走”“小手拉大手,抵制烧秸秆”……
“以前一年几次,去年达到十几次。每次都是‘致家长的一封信’,让学校发给学生带回家,家长签名后学生再带回。发放、回收都规定时间、不能遗漏。”据了解,有的活动还要求家长写感想,“小手拉大手”泛滥成了沉重的负担。
受访指出,当前除了教育行政部门以外,一些部门将学校纳入业务管辖范围,把学校视作搞形式主义、捞取政绩的工具,层层施压下,学校只好被迫“扎扎实实走过场,认认真真干虚活”。
该校长说,团委、妇联、公安、司法、综治办、文明办、卫生、安监、环保、工会、科协等,都以“小手拉大手”的形式给学校“派活”,有的还指明要老师上阵。“比如前段时间县工会要求学校抽调教师,参加工会法知识竞赛;市科协要求学校派100名教师,关注其微信公众号学习科普,再做试卷答题。”
“学校里,学生人数多,‘刷指标’快,教师做事认真还听话。”在该校长看来,这些部门让家长“留痕”、教师答题,不仅是形式主义,还涉嫌弄虚作假。
更多的“增负”,发生在手机和电脑屏幕上。安徽某县公立初中团委书记兼班主任介绍,现在许多部门都推出手机APP,比如仅校园安全方面就有警务通、市安全教育平台、第二课堂(禁毒)平台3个,要求所有学生家长下载、安装、注册、激活,平时学习。“我们学校不少学生家长是农民,不太会用智能手机,动员起来很困难,但完不成任务上级要处理。”
除了手机APP,还有智慧团建、全国少年宫平台等电脑软件……这位班主任说,由于信息平台、登录账号太多记不住,只好写在纸上贴到墙上,“一张A4纸都记不完”。
此外,上级还要求关注各种微信公众号,如市政府、县政府、县教育局等还经常举行各类评比,让学校发动家长投票。
比如,前段时间市里评选“年度十佳政务新媒体”。连续10天,校长每天在微信群里催班主任,班主任再催家长,要给参评的县教育局、县纪委公号投票。家长投票后截屏传给班主任,班主任传到学校,学校再传到中心校,中心校最后传到教育局。
“层层截屏层层传,可想而知花费了学校和师生多少时间、精力。”该班主任说。
优先把贫困户孩子教育扶起来
“现在让老师很无奈的,还有强制扶贫。”安徽某县公立小学校长介绍,近两年来,当地要求县城中小学三分之一教师、乡镇学校所有教师去扶贫,每人包5户贫困户。
“教师扶贫,一无技术,二无资金,三无项目,只能精神扶贫为主,宣传教育扶贫政策,检查政策享受情况。”他说,教育扶贫政策主要是“三免一补”,“这些去两次就能讲明白、查清楚,但县里要求教师每月固定三天上门扶贫。时间长了,很多贫困户也不欢迎教师去,因为解决不了实际问题,还得抽时间见面,耽误‘干正事’。”
不仅如此,扶贫工作要“留痕”,需填写帮扶材料,看教师字写得好,有的村干部就全让教师写。不少教师下课写、放学写、周末加班写,如果村里不满意,乡镇就上报县扶贫办,通报教育局追究责任。
写不完的各种应付材料,填不完的各种表册,迎不完的各种检查验收……多位受访教师说,非教学任务反而成为了工作重点,关系着学校和教师的督导考核评估,成为难以承受之重。
“应完善考核评价体系,减少‘形式主义’的留痕,将教师从一些无谓的事务中解脱出来,把更多时间和精力放到教学工作上来。”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教授辛鸣说。
此外,该校长介绍,有的贫困户家距学校几十公里,教师要自己出路费,更重要的是经常调课,影响教学。“去年下半年市里、省里两次扶贫检查,凡是抽到的村,包户教师就得停课迎检,打乱原有的教学计划。经常调课也影响了学生和家长的生活。”
据了解,强制教师扶贫在不少地方存在。在该校长看来,精准扶贫是国家战略,全社会都应尽心尽力。但教师集中精力做好本职,教好学生,落实好对学生的教育优惠政策,把贫困家庭孩子“扶起来”,才是真正对扶贫有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