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国泰君安证券研究所全球首席经济学家，花长春在接受中国证券报记者采访时表示，我国未来经济发展短期困难预期充分并且我国有足够政策应对。花长春认为，未来2-3年经济有望实现“软着陆”，不会出现断崖式回落。全球朱格拉周期逐步接近尾声，经济增速总体上会有所放缓，会在一定程度上给我国外需产生压力。同时，房地产投资增速放缓，制造业业绩增速也会在二三季度有压力，这些短期困难已经被政府和市场充分预期，这也间接表明我国有充足的政策空间来应对未来经济可能碰到的困难。
首先，全球经济增速放缓，但仍有较强韧性。美国经济增速高点已过，但家庭部门资产负债表比较健康，基建投资仍有明显空间，未来1-2年经济增速有望在2%以上。德国、日本经济产能利用率较高，有望维持相对平稳。
其次，我国房地产投资增速的放缓是渐进式的，不会断崖式下降。
再次，我国金融周期虽然仍延续回落，但明显放缓。自2016年金融周期开始回落以来，过去两年回落过急，产生了一些风险。政府及时调整政策，未来一段时间的回落有望比较平稳。
“我国仍有充足的政策空间来应对未来经济可能碰到的困难。当前宏观杠杆已经企稳，金融去杠杆取得明显进展。”花长春强调。
对我国经济转型和长期发展的前景，花长春看法乐观，他认为主要有四方面因素支撑这一判断。
第一，供给侧改革使得生产效率明显提升，内生动能增强。
自2007年以来，经济经历了长期趋势和中周期同时向下的一个深刻调整过程。在这段时间里，先是不少行业(如水泥、部分中游设备等)自发去产能，后有政府主导对钢铁、煤炭、有色等行业的供给侧去产能改革。2014年以来，高新技术行业，如人工智能、机器人、新能源、通信设备、物联网、大数据等行业高速发展，业已初具规模。这些都带动整个经济生产效率的提升。
第二，人口素质红利支撑高端制造业崛起、结构转型。
自2012年以来，人口数量红利不断下滑，但我国人口素质红利却逐渐扩大，支撑我国高端制造业的崛起和经济结构转型。一方面，我国人口受教育程度在过去20年里明显上升。另一方面，我国当前工程师数量已经超过120万，而且每年仍有150多万理工科毕业生加入就业大军。我国人口素质红利是高端制造业崛起和经济结构转型的必要条件之一。人口素质红利，叠加研发大投入和知识产权的保护，将会成就我国高端制造业高速增长。
第三，大数据、人工智能等信息经济驱动力转向需求端，有利于中国经济转型。
对应信息技术革命驱动的需求端变化，“新经济”有别于传统经济的特征是数据成为重要生产要素。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极大地提高了数据处理效率，使海量、非结构化的数据清洗、分析和使用成为可能。
企业不但可以通过数据分析发现用户需求、提高生产效率，更重要的是数据处理结果本身可以作为产品或服务提供给用户，从而开展以个人用户为中心的商业模式创新。企业获得数据的规模和质量，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市场规模、人口数量。而中国拥有规模巨大、通讯网络高速普及且需求层次不断提升和多元化的市场，这将极大地驱动全球半导体产业链各个环节企业向中国靠近。
这就意味着，中国相对于在之前两次产业迁移过程中取得成功的日本、韩国等具有独特优势。在本国、本地区缺乏市场纵深的情况下，产业会前往需求更加旺盛、技术进步集聚效应和网络效应更强的区域。半导体生产规模效应以及中国庞大需求对于全球半导体产业产生巨大吸引力。
第四，城市群进程为经济中高速增长提供空间。
我国已经形成初具规模的五大国家级城市群——珠三角、长三角、京津冀、长江中游以及成渝城市群。这五大城市群以10%左右的土地面积、近40%人口贡献了近60%的GDP，区域里重点高校占比近70%，成为新时期拉动经济增长、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重要抓手。
